纽约，2023年8月23日——无论你往哪里看，银行似乎都在为各自政府过去的政策失误付出代价。世界两大经济体的贷款机构正在竞相看谁会先陷入困境。

在美国，政府借款在疫情期间激增，主要以短期国库券的形式出现。为了为这些国库券以及不断增长的支出赤字再融资，华盛顿将不得不发行更多长期债务——现在的问题是投资者是否有足够的兴趣。这导致了债券市场的暴跌，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推高至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反过来，这又引发了人们对消费者存款外流和银行证券持有价值的新担忧。最近几周，评级机构一直在下调美国贷款机构的评级，称其面临“艰难”的环境。

在太平洋彼岸，中国的银行同样没有航行在安全的水域。它们面临着房地产动荡和财政困境的双重打击。贷款机构对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行业的敞口接近其总资产的40%。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降息以刺激经济，并让消费者的月度按揭还款更加容易接受。银行业的净息差已降至1.8%以下，这一门槛被认为是维持合理盈利能力所必需的。

既然美国和中国喜欢在所有事情上竞争，这里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今天有哪些“病态银行”？哪个国家拥有最薄弱的贷款机构，可能导致金融崩溃？

就信用风险而言，美国银行的健康状况要好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Plc）的倒闭，这一事件清除了华尔街过度的金融工程。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金融机构的平均市净率仍接近于其账面价值，而在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则仅为账面价值的0.3倍。

但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让其银行在囚徒困境博弈中表现得更好一些。近几个月来，美国大型银行一直在急于减少其商业地产风险敞口，即使大多数贷款仍在正常还款，也以折扣价出售写字楼贷款。这让拥有大量相关风险敞口的地区性银行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它们可能不得不按市价计价其持有资产。

你在中国不会看到这种情况。那里的银行可以假装并延长贷款，没人需要减记任何东西。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去年十二月，贵州省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遵义道桥工程建设集团从其银行获得了部分纾困，将短期借款置换为156亿元人民币的低息、20年期贷款。对银行来说，除了履行国家服务外，这也是出于自身利益，因为遵义道桥不再需要被归类为不良贷款。

信不信由你，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只有1.6%，这个数字异常之低，考虑到该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出现违约，地方政府融资状况也糟糕到中央政府再次考虑部分救助的地步。

虽然投资者可以争论每种金融体系的利弊，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两国政府都对债务上瘾——这正在影响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去年美国和中国的政府债务分别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0%和112%。

要维持——或争取——超级大国地位，势必会产生大量开支。银行只是附带的损失。